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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砖丨特稿】莎拉·卢卡斯:物的低语

王珺 红砖美术馆
2024-09-07


莎拉·卢卡斯
2019
摄于红砖美术馆
© ARTSHARD 艺术碎片

莎拉·卢卡斯(Sarah Lucas)总是被随处可得、日常的东西所吸引。她用它们构造出了众多我们虽不一定熟悉但至少能辨认出的形态,将其幽默直接地呈现在人们眼前,诱使着我们去辨析艺术家所搭建的隐喻。在她红砖美术馆新近的个展中,我们看到了多少这样熟悉的“东西”呢?



混凝土、木头、连裤袜、水果、衣柜、荧光灯管、床垫、汽车、冰箱、浴缸、鸡蛋、香烟……这个名单还可以继续下去——观看展览时,我们似乎在面对着一张普通到去超市或者建材市场时候都会拿着的购物清单。自十九世纪末以来一百多年的艺术史中,材质、媒介与形式不断突破着绘画与雕塑既往的局限,接纳了一切东西进入创作的过程。从光到排泄物,无一不可成为艺术。现代艺术对待材料的开放态度也不断提醒着我们,材料本身仍旧是物质,而作品本质上不过也还是一件物体——艺术品本身稳固地存在着“物因素”,正如四分之三个世纪前海德格尔早已指出的那样。[1] 


《致女人的一千个鸡蛋》行为现场


甫进入展厅,有一堵满是黄色痕迹的白墙在周围红砖墙中颇为出挑,那是卢卡斯在展览开幕式上邀请观众同她一起向墙上投掷鸡蛋,完成这件名为《致女人的一千个鸡蛋》时留下的遗迹。投掷鸡蛋的行为源于中世纪的一项复活节游戏,对于早期基督徒来说鸡蛋是异教春日仪式中重生的象征。鸡蛋一词在众多西欧语言中还意指卵子——女性不像男性一样可以自由发射自己的生殖细胞,因此卢卡斯邀请女性以及穿着女装的男性向墙上投掷鸡蛋。在毫无拘束的氛围中,女性恍惚间仿佛拥有了平等的自由,虽然这“自由”不过是一场持续了不过二十分钟的狂欢。

 


卢卡斯对鸡蛋有着特殊的兴趣——她本人就是一位煮鸡蛋的好手。在2015年威尼斯双年展英国馆的个展中她甚至用用蛋黄的颜色涂满了展厅内墙。我们不难回忆起当代艺术史中诸如迪特尔·罗特(Dieter Roth)、约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或者菲利克斯·冈萨雷斯-托雷斯(Félix González-Torres)等等曾以某种食物作为材料的艺术家,但卢卡斯却恐怕并不曾像他们那样为食物本身赋予沉重的意涵。她似乎并不那么关心食品作为有机物所与生俱来的关乎存在与消亡的隐喻,而是更加看重手中鸡蛋的形式、质感,或者说视觉或触觉等感官体验 。鸡蛋有种奇怪的魅力,其形质经过不同的处理手法有太多种变化的可能。

 

莎拉·卢卡斯,《两枚煎蛋和一份烤肉》,1992
桌子,煎蛋,烤肉,照片
© 莎拉·卢卡斯
红砖美术馆展览现场


如果说展馆入口的白墙上不过是留存了生鸡蛋撞击破碎瞬间蛋液泼溅的标本,另一种形态的蛋——煎蛋,直接出现在了美术馆一层最大的展厅当中。在卢卡斯1992年为她早期的展览“整个笑话”创作的《两枚煎蛋和一份烤肉》中,一张普通的木桌上放着两枚煎鸡蛋和一份土耳其烤肉,它们摆放的位置不由令人联想到女性的身体。人脸的位置摆着一张照片,其上同样是两枚煎蛋和一份烤肉,但它们的摆放组成了一张瞪大双眼、圆张着嘴,似乎在发出“哦”的声音的滑稽的脸。


煎蛋作为乳房的表征关联在卢卡斯的创作中并非孤例。从90年代初开始,卢卡斯拍摄了一系列以“自我肖像”为题的照片。照片中她总是以充满英气甚至有些雌雄莫辨的模样直视镜头,姿势似乎漫不经心,但画面中的众多细节都显示出刻意的经营。照片中她放在身边(或者身上)的各种物品不断在向我们提出谜题,似乎援引着肖像画传统中以附加物来暗示或界定主体身份的传统。在《带煎蛋的自我肖像》中,卢卡斯以一种在大老爷们儿身上常见的姿态大刺刺地倚坐在一张扶手椅上,带着一副挑衅的神情直视着镜头,胸部放着两个煎蛋。


 莎拉·卢卡斯,《带煎蛋的自我肖像》,1996
C-print
© 莎拉·卢卡斯
图片致谢伦敦赛迪HQ画廊

 

卢卡斯曾说:“构成就是我的作品(composition is my work[2](如果从这点出发,那么有着无数种变身可能的鸡蛋实在是最好的材料)。通过这般日常物品的挪位与布局,卢卡斯重复搭建着煎蛋-乳房的指涉,并由此完成了一种对日常物品语义上的重构。这种重构并不高深莫测,它们大多只是基于形态上的相似性,而且甚至人们之前会有所听闻,但足以引人会心一笑。


相似地,在卢卡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纯赤》中,她在一张斜倚在墙边的旧床垫上摆放了两组物件:两个挂着的蜜瓜和一个水桶在一侧,另一侧则是一根挺立的黄瓜以及紧挨着它的两个橘子。一对躺在床上赤身裸体的男女便一下子跳进了我们的脑海。作品中的视觉元素无不是基于这些日常物品在语言或文化层面所携带的各种内涵、暗示、类比、隐喻或者价值。它们被卢卡斯以人们所熟悉的方式可视化,并以一种近似语义学的方式串联。这样,虽然两具“身体”上的大部分位置都处于缺失的状态,但完整的意义跃然眼前。


莎拉·卢卡斯,《纯赤》,1994
床垫,甜瓜,橘子,黄瓜,水桶
 © 莎拉·卢卡斯
红砖美术馆展览现场

 

对于莎拉·卢卡斯而言,物永远是物,但却并不一定是其本身。克尔凯郭尔(Søren Kierkegaard)曾经论述过一种“不同之上的不同”(difference beyond difference):当我们能看出一种不同时,说明我们已经具有了认知并且记住这种“不同”是不同的能力,因此这种不同也就绝不可能是新的。而只有从相同和平常之中,“新”才可能被产生。举例来说,耶稣作为圣子,从视觉形象上却与处在相同历史语境中的常人毫无差异,克尔凯郭尔认为正是这种直观辨别的不可能性确立了基督教的基础。[3] 自杜尚以来使用拾得物进行创作并将其在美术馆中展出的行为,为这种“不同之上的不同”提供了良好的诠释范例。正因作品所使用的材料与日常生活中最随处可见的平凡物品并无二致,其中也就为诞生全新的可能性留下了空间。在卢卡斯的世界中,虽然物体以其本真的面貌被呈现,但它们与已然存在的意义之间的必然关联被赫然截断——蜜瓜可以是乳房,煎蛋也可以是乳房;男性生殖器可以是黄瓜,男性生殖器也可以是牛奶瓶。

 

“NUDS”系列
 © 莎拉·卢卡斯
红砖美术馆展览现场


当事物的原貌不再重要,走向抽象也就变得合情合理。卢卡斯从1997年开始创作《兔子》系列——紧身裤袜被填塞进棉花,插入铁丝塑形,再被固定到椅子上,构成一个暧昧隐约的女性人体。十二年后亮相的《NUDS》系列沿用了基本相同的材料和手段,极为朴素的加气砖基座上放置着填充着棉花的连裤袜,但被扭曲得近似于肠子一类内脏,形式上似乎致敬着上世纪初的现代主义雕塑。作品所使用的裤袜、棉花、砖头等等现成材料是如此不艺术,整个雕塑探入日常是如此之深,以至于人们对它们绝难以抱有像是在面对一尊大理石雕塑时同等的敬畏之心。然而“基座加雕塑”的结构却仍然指向雕塑这种传统的、超出普通生活范围的艺术形式。于是,整个作品陷入了一种在艺术与日常、崇高与平凡之间摇摆的模糊境地。

 

莎拉·卢卡斯,《老天你知道这多不容易》,2003
玻璃纤维,香烟
 © 莎拉·卢卡斯
红砖美术馆展览现场


卢卡斯同样善于使用伪装。她是个老烟枪,时常拿在手中的香烟也被她用来作为创作的材料。香烟有个来自19世纪俗语的绰号“棺材钉(Coffin Nail)”,直白地暗示着香烟与死亡和痛苦的关联。在红砖美术馆后部的一间展厅里,一具占满整面墙的巨大圣乔治十字被涂成黑色(据说卢卡斯在英国脱欧后将红色十字架改为了黑色),中心悬吊着基督受难的形象,只是他全身被香烟包裹。卢卡斯曾半开玩笑地说,这件作品源于她在尝试戒烟时所感受到的巨大痛苦。在这具极其渎神的圣像的注视下是一辆被暴力扭曲的报废汽车,同样被香烟覆盖着外壳。白色烟卷和黄色过滤嘴的重复组合被贴满物体表面,呈现了涟漪般的流动纹理,扭曲或影响着物体的外观。这样一层看起来相对温和的马赛克掩盖了其下哀恸和暴力的象征物, 从视觉层面弱化了其巨大的力量;但当我们意识到香烟本身“棺材钉”的隐喻时,这层香烟似乎已为其内里所包裹的对象投下了更凶险的阴影。


“莎拉·卢卡斯”红砖美术馆展览现场

 

无法避免的东西有很多,衰老和死亡无疑位列其中。有意思的是,香烟和棺材两个元素——之前提到的“棺材钉”的本体和喻体(的一部分)——同时出现在了这次红砖美术馆的展览中。在下沉的三号展厅入口的隔断处,卢卡斯用橙色霓虹灯搭建起了一个棺材的架构,在幽暗的环境中显得淫靡华丽而又颓唐。这具棺材是她从上世纪末开始创作的使用各色霓虹灯的《新宗教》系列其中的一件。


莎拉·卢卡斯,《新宗教(橙)》,2013
霓虹灯
 © 莎拉·卢卡斯
红砖美术馆展览现场

 

自从1910年在大皇宫举办的巴黎汽车展上法国人乔治·克劳德第一次公开展出霓虹灯管以来,这种迷人的新奇灯光迅速吸引了人们的眼球。到二战前,有着多样色彩和出色可塑性的霓虹灯已被大量使用于各式商业招牌,成为了商家招徕顾客的得力助手。然而战后荧光灯等其他类型灯具的普及使霓虹灯逐渐式微,并且被无可避免地与衰败、倾颓的城市景观以及充斥着尘世感官诱惑但又多少游走在灰色地带的场所联系到了一起——从尼尔逊·艾格伦(Nelson Algren)1947年为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所取的名字《霓虹荒野》中便可窥端倪。爱欲、喧嚣与破败、死亡,通过这个以霓虹灯构造出的棺材,卢卡斯(又一次)为材料与意义间盘绕错杂的关联提供了最直白的视觉陈述。


莎拉·卢卡斯,《精确》,2018
椅子,日光灯管
 © 莎拉·卢卡斯
红砖美术馆展览现场

 

《新宗教(橙)》所在的位置正面对着当中摆放了《两枚煎蛋和一份烤肉》的大厅;而这个展厅另一端的出口外是一堵墙,高于地面半人处开窗,放置着一件名为《精确》的作品:一把被数根荧光灯管刺穿了的红色转椅。它与在下沉展厅入口处散发着幽暗光线的霓虹灯棺材遥遥相望,虽然中间被展厅里搭建起的夯土板墙所阻碍,但仍然形成了一种俯视的关系;而在立着霓虹灯棺材的挡墙背后,那个下沉展厅暴露的墙体之前,是一张数根荧光灯管贯穿而过的床垫,名为《不适》。


莎拉·卢卡斯,《不适》,2016

钢铁弹簧,带棉花床垫的木床,紧身裤袜,棉,荧光灯管

 © 莎拉·卢卡斯
红砖美术馆展览现场


相较于个性化定制的霓虹灯,荧光灯管作为标准化生产的预制件,有着更低的生产成本和更长的使用寿命,这也是它在战后技术成熟后迅速流行的重要原因。丹·弗拉文(Dan Flavin)对荧光灯管持续大量的运用打造了这种材料在艺术史上最广为人知的名片;但另一方面,出于它管状的形态(或许还有闪耀的光芒),荧光灯管也在不同语境中多次成为了男性生殖器的象征——例如布鲁斯·瑙曼(Bruce Nauman)在六十年代中后期的行为或视频作品中就屡次将灯管放在双腿之间。而在卢卡斯手中,这些高闪频的荧光灯管显然更加暴力,更具有破坏性。它们毫不留情地洞穿着日常的家具,居高临下、耀武扬威,或者在粗糙的环境中张牙舞爪、虎视眈眈。


《精确》与《不适》一前一后夹逼着霓虹棺材以及大厅中所有的作品,令人不禁感到一丝威胁与紧张。但卢卡斯是个轻松的人,她并不刻意要在作品中恐吓观众。更多时候,她只是开心地——或许略带嘲讽地——玩弄着手中的材料。


 


[1] 见马丁·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本源”,《林中路》. 孙兴周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3。
[2] Beatrix Ruf, ‘Conversation with Sarah Lucas’, in Sarah Lucas. Exhibition and Catalogue Raisonné, Kunsthalle Zurich, 2005, p.29. 
[3] 见索伦·克尔凯郭尔.《哲学片段》. 翁绍军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撰文:王珺,一个好人
编辑:杨帆、Ying




莎拉·卢卡斯,1962年生于伦敦,1982至1987年先后就读于工人大学、伦敦印刷学院、金史密斯学院。


2018年9月至2019年1月纽约新美术馆举办了她的大型回顾展,之后该展览于2019年6月至9月在美国洛杉矶哈默博物馆展出。1988年,在参加了影响深远的群展“冻结”(Freeze)后,卢卡斯的早期个展包括了在伦敦一间艺术家自营画廊City Racing举办的展出,以及伦敦金利街的“整个笑话”展(The Whole Joke)。


过去十年间,她的展览和驻留项目包括2011年在奥地利克雷姆斯美术馆的“卢卡斯 博斯 明胶”(LUCAS BOSCH GELATIN);2012年在墨西哥城迭戈·里维拉-阿纳瓦克之家美术馆的“NUDS”(后收录于百科全书般的著作TITTIPUISSIDAD中);2012年在利兹亨利·摩尔学院的“普通事物”(Ordinary Things)。2012至2013年开始在“情境”空间——伦敦赛迪(Sadie Coles)画廊内一个专用于展出卢卡斯作品的空间——连续举办了八场展览。2013年,她在伦敦白教堂美术馆举办了一场大型回顾展,而后至2014年先后在维也纳分离派美术馆和格拉斯哥电车空间举办创作研究展。2015年,她代表英国参加威尼斯双年展,举办展览“叫爸爸”(I SCREAMDADDIO);2016年在伦敦约翰·索恩爵士博物馆,2017年在英国赫尔的亨伯街美术馆先后举办展览“权在女手”(POWER IN WOMAN)。




当前展览

CURRENT EXHIBITION


红砖美术馆馆藏展——加藤泉


莎拉·卢卡斯

2019.11.2-202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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